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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史话】民主党派与民主建国道路·农工党篇
发布日期:2019-09-11 访问次数:68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是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由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农工党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由邓演达、谭平山等创建,是国内成立最早的民主党派。从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到中国农工民主党,数易其名,显示了其探索道路的曲折与艰辛。

 

 

 

 
主张平民革命开展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首次提出了平民革命的思想。1928年3月,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部分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及其他爱国知识分子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中华革命党。会议推选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季方、朱蕴山、张曙时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邓演达为总负责人,暂由谭平山代理。中华革命党的建立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290号,邓演达回国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宣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邓演达强调了“军事第一”的主张,宣读了《我们的信条》,即(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提出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即“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会议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由于作为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其亦被称为“第三党”。

 

临委会成立后,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积极开展组织、宣传等特别是军事工作。邓演达把武装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亲自拟定了《军事运动方针》,致力建立平民群众自己的军队。一方面组织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分化瓦解蒋介石的军队;另一方面对与其有历史联系的军队和受国民党压制的地方杂牌军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在短时期内,黄埔革命同学会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组织,吸收、联系了黄埔学生近6000人,争取到了陈铭枢、陈诚、杨虎城、郜子举等中央和地方军事力量的支持。邓演达的一系列活动,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基础,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蒋介石下令悬赏30万缉捕邓演达。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为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授课时,由于叛徒陈敬斋告密,不幸被捕。

 

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一再派人劝邓演达与自己合作,并许以高官,但都遭到了邓演达的严词拒绝。特别是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上书,要求释放邓演达,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惊并痛下杀机。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毛泽东盛赞邓演达“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推动团结御侮投身抗日战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临委会通过了《对时局的宣传大纲》,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领土,明确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十条“倒蒋抗日”的行动纲领。邓演达牺牲后,党组织一度涣散,临委会商定党务暂由黄琪翔主持,活动才逐步得到恢复,先后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和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活动。1933年11月,临委会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策动十九路军和其他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临委会宣告解散,领导人和干部数十人先后抵达香港,着手恢复组织工作。

 

1935年11月10日,临委会在香港九龙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集中讨论国内外局势和重振党组织的问题。会议认为由于日本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中日矛盾日趋激化。中国人民只有组织起来,坚持抗战,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才有出路。为此,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解委会”)。会议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临时行动纲领》,明确提出了团结全国,联俄、联共,对日作战,土地革命,实行民主等主张。农工党的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是重要的历史转折,标志着农工党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

 

1937年七七事变后,解委会在香港致电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实行民主政治、武装抗日民众、释放政治犯等八项主张,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加强同中共的合作,1938年2月,解委会由章伯钧、彭泽湘与中共驻武汉代表周恩来、王明举行了两党会谈,双方加强合作,共赴国难。会谈后,解委会在武汉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表达了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主张。1941年1月中旬,章伯钧、丘哲代表解委会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举行正式会谈,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诚意,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纲领、组织和宣传,以及经济上给予切实的援助。周恩来等表示“极端赞同,并愿予以种种协助”,从而双方加强了合作关系。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解委会坚定站在中共一边,斥责蒋介石制造反共事件,并作为发起者之一,倡议并参加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开展。

 

在抗战期间,解委会坚持与中共密切合作,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行径,为坚持团结抗战、民主抗战进行了大量宣传、组织和军事工作。如黄琪翔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直接参加了淞沪抗战、枣宜会战和滇西反攻战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反对独裁内战参与筹建新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解委会于1945年11月12日发表《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决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强行召开国民大会。解委会与中共采取了一致行动,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

 

1947年2月3日,解委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为体现以工农为中心的群众基础以及党的历史传统,会议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提出了“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达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会议认为自第二次干部会议以来采取联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公开宣布参加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民主党派在内的民主阵线,要与“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民主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独立富强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农工党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展策反蒋军起义、收集军事情报、组织护厂护校等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48年4月3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表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6月16日,农工党又单独发表《对时局宣言》,以示竭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代表农工党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人。9月24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发言指出:“我们农工党的同志,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从此,农工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加人民政权的新型政党,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竭诚合作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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