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民族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平台，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共党员加入政治部并担任要职。在参与政治部工作期间，中共深入洞察其内部错综复杂的党派关系，巧妙开展统战工作。中共通过加强与陈诚及第三党的联系，并利用陈诚与复兴社的矛盾，最大限度地争取政治资源，拓展活动空间。同时，中共依托政治部的职权和地位，不仅对国民党的整个宣传体系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还与国民党各级军政部门及社会各界建立广泛联系。这些努力有效提升了中共的政治影响力，并在全国范围内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唯一有中共党员公开担任重要职务的国民党中央军政部门。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中共秘密党员郭沫若担任该部第三厅厅长，同时还有相当多的中共党员参与第三厅的各项工作。正因如此，政治部第三厅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三厅举办的一系列宣传活动以及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共党员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有学者通过分析第三厅背后的两党博弈，呈现国共合作关系在实践中的复杂性，但这些研究多将视角局限于国共关系和第三厅本身，较少涉及政治部内部复杂的党派关系，也忽视了中共通过政治部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和智慧。本文拟梳理全民族抗战初期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内部的复杂局势，重点分析中共如何利用国民党的派系分歧及政治部的第三党势力构建部内统一战线，以及中共利用政治部在更大范围内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

一、党派合作与政治部的创建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年年底，为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决定设立政治部。1938年年初，政治部正式成立，总揽与军事有关的各项政治工作，涵盖军队及军校政训、民众组训和宣传。面对日益紧张的战局，蒋介石希望打破国民党内的派系隔阂，同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他指示正在筹备政治部的陈诚，在人事安排上要“多容纳党外人员”。为表示国民党的诚意，蒋介石和陈诚邀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并提议郭沫若出任该部主管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起初二人多次回绝这一邀请，但在蒋介石和陈诚的一再坚持下态度发生转变。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表示：“政治部属军事系统，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最终，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并由其说服郭沫若接受第三厅厅长的职务。

中共同意参与军委会政治部的工作，与陈诚担任该部部长有一定关系。陈诚作为国民党内对日主战派的代表之一，在淞沪会战中表现突出，是统一战线工作中需要加强联系的对象。邀请周恩来任职的还有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但周恩来等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表示：“孔祥熙为主和者，行政院方面应谢绝。”

政治部是全民族抗战初期最能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党派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军政部门。国民党内各派、共产党、第三党、无党派人士汇聚一堂。政治部副部长由中共的周恩来和第三党的黄琪翔担任，秘书长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兼任。指导委员则集中了各方高层人士，如国民党CC系的陈立夫和政学系的王世杰、粤系的陈铭枢、改组派的甘乃光、曾参加过中共和第三党的谭平山以及文教界的周鲠生、黄炎培等。此外，政治部还成立设计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网罗全国专家学者数百人。政治部成立之初，总部670多名工作人员中国民党党员仅148人。部长陈诚表示：“成立政治部之宗旨，除于军事上争取胜利外，尚有政治上之目的，即联合全国贤俊（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于一堂，以向抗战建国共同目标前进是也。”

政治部之所以能够容纳各党派人士，既源于蒋介石的授意，也与陈诚在党派合作上相对积极的态度有很大关系。陈诚作为国民党内坚定的对日主战派，意识到全面抗战需要全国上下同心协力。淞沪会战期间，陈诚就与刚刚回国的郭沫若建立联系，并多次邀请他前往自己的指挥部会晤。郭沫若不仅向陈诚提出诸多抗战建议，还在上海组织抗敌工作队协助抗战。在陈诚的建议下，蒋介石在南京亲自接见郭沫若，并表示要给他一个“相当职务”。筹组政治部时，陈诚亦向蒋介石表示：“周恩来郭沫若等，绝非甘于虚挂名义，坐领干薪者可比。既约之来，即不能不付予相当之权。”由此可知，陈诚是切实期待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合作抗日的。

陈诚对于党派合作的积极态度也有自身利益的考虑。蒋介石一直都有意在黄埔嫡系高级干部中培植党政人才，使其嫡系逐步由军界向其他系统发展。蒋介石让陈诚担任政治部部长，即有令其在党、政方面予以历练的考虑。初由军界涉足党、政界的陈诚亦对此颇为积极，有意发展同各方关系，壮大自己的势力。陈诚的侍从参谋王凤起回忆，陈诚“对没有实力的文人和失意的军人、政客或较有名望的社会贤达，甚或与国民党为敌者，凡能取得联系或有表示亲善的机会从不放过”。 长期在陈诚麾下的杨伯涛也认为，陈诚“除勤劳治军外，稍有暇晷，即延揽名流，敬礼贤达”。郭沫若是全国知名的文化界人士，周恩来亦有极高的声望，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并让他们在自己麾下工作，显然有利于陈诚个人声望的提升。

陈诚有意利用政治部培养自己的势力，最大程度地控制政治部，这就与同样试图把持政治部的国民党复兴社产生巨大矛盾。政治部由原军委会第六部、政训处及训练总监部国民军训处合并改组而成，其中政训处和国民军训处均为复兴社掌控的机构，因此复兴社在政治部中形成很大的势力。复兴社是由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贺衷寒、康泽、邓文仪等于1932年成立的政治组织，其成员多为黄埔军校出身的政治军官。作为组织实体的复兴社虽然在1938年解散，但以原复兴社主要人员为基础的政治派系则始终存在。虽然陈诚与复兴社都属于广义上的黄埔系，但双方关系并不和睦。

1938年7月，政治部秘书长张厉生接替黄琪翔担任副部长，贺衷寒升任秘书长。此后，陈诚与复兴社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他与贺衷寒的不和。陈诚的随从秘书郭大风回忆，“贺以拥何（应钦）著称，为陈诚所不满，而CC的张厉生同贺也极不相容，常借陈之力以压贺。张贺之间的斗争有时甚至到了表面化的地步”。陈诚与贺衷寒的矛盾焦点为用人问题。陈诚用人较为开放，对于党派合作的态度也相对积极，并在基层大力笼络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毕业生。贺衷寒则始终反对党派合作，认为异党分子有喧宾夺主之势，坚持认为应该着重委任中央军校的毕业生。郭大风曾将这一矛盾概括为：“贺衷寒想借老政工人员势力，力图把持政治部。陈诚是不搞分权的，以战干团毕业生插入政工基层，步步上逼。贺以秘书长身份，利用陈不常在部的机会，独揽一切，排挤战干团学生。” 对此，郭沫若在回忆中也有简短提及。他说，复兴社“和四大秘书乃至部长之间也是有矛盾的，他们在实权上的冲突，有时候还复杂到我们所能想象的之外”。

陈诚与复兴社的矛盾对中共是有利的。第三厅筹组之初，蒋介石试图指派复兴社刘健群担任该厅副厅长，这是周恩来和郭沫若所不能接受的。从陈诚对政治部的人事安排设想上看，他对于复兴社成员进入第三厅也不积极。陈诚最初提议把贺衷寒、康泽等复兴社骨干都集中在负责民众组训的第二厅，把负责军队政训的第一厅交给与复兴社关系较远的范汉杰。贺衷寒此前曾长期担任军委会政训处处长，原本是继续负责军队政训的最佳人选，陈诚此举意在限制复兴社在政治部的势力。最终，蒋介石批示以康泽为第二厅厅长，同时要求范汉杰留任军校教育长，陈诚才不得不让贺衷寒出任第一厅厅长。

关于第三厅的副厅长，周恩来与陈诚多次协商后，同意由曾留学日本的范扬出任。范扬是陈诚的同乡及智囊，深得其信任，陈诚自然对这一人事任命颇为满意。对于中共而言，“他没有公开骂过共产党，能和郭老合作共事。范扬还兼任政治部部报委员会主任，在政治部编简报，不到‘三厅’来上班，但和我们能合作，做了很多工作”。

在第三厅的具体人事安排上，周恩来和郭沫若抓住陈诚喜欢广交名人的特点，在投其所好的同时实现对第三厅的掌控。他们并没有安排大量中共党员进入第三厅，而是将处、科级重要职务把握在手中。时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的阳翰笙表示：“第三厅虽然在国民党控制的机关里，但可以相对地在我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了。”在第三厅的中共党员中，无论是身份公开的冯乃超、刘季平、张光年，还是处于秘密状态的胡愈之、田汉、杜国庠等，都是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享有较高社会声望。同时，第三厅还大量吸纳对中共友好的文艺界社会贤达，如知名电影戏剧家洪深、美术家傅抱石、音乐家冼星海等。第三厅的这个阵容被称为“名流内阁”，一向热衷于延揽名流的陈诚对此自然十分满意。

政治部成立后，周恩来积极与陈诚维持较为融洽的关系，争取使陈诚不过多干预第三厅的工作。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认为，周恩来“和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等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有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回忆，在陈诚离开政治部之前，部内一直维持着“两位部长密切合作的和谐气氛”。 周恩来、陈诚二人在政治部总理纪念周上的互动给政治部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理纪念周是国民政府党政机关每周进行的例行活动，周恩来与陈诚经常一起参加。陈诚在一次讲话中提及十年内战，随即表示“这种打内战的事，今后是不会再有的了”。总理纪念周有一套固定流程，包括齐唱国民党党歌，齐读“总理遗嘱”“党员十二守则”等环节。作为中共党员的周恩来自然不便参加这些环节，但作为副部长，他又不能总是缺席活动。于是，周恩来和陈诚形成一种默契，以便自然地跳过这些环节。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政治部内党派斗争也日渐激烈。不少基层工作人员甚至认为，“陈诚如不离开政治部，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排斥、分裂的情况吧”。现实情况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政治部内党派合作的结束源于国民党整体政策趋向反共，而不以陈诚的去留为转移。但这种看法的普遍存在，亦反映了在政治部普通工作人员眼中，陈诚对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相对积极和认可的。就连日本人都认为陈诚与中共关系十分密切，态度“一贯倾向共产党”，将陈诚主政时期的政治部称为“共产党的大本营”，甚至猜测陈诚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出自共产党之手。

在陈诚的影响下，他的一些亲信也对周恩来及统一战线表现出积极的态度。1938年底，政治部总务厅厅长赵志垚在家乡浙江省青田县成立东源小学，广求军政名人题词。他不仅找到了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党人士，还邀请了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共同参与，周恩来为东源小学题词“中华民族新希望”。曾担任陈诚秘书的胡越，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先后担任武汉卫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和第9战区政治部主任。据他的部下回忆，胡越“积极主动地向军委会政治部周副部长汇报和请示工作，从而建立起了较好的上下级关系”。

二、第三党与统一战线

中共在政治部内的活动显然同复兴社竭力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理念相抵触，以贺衷寒为首的复兴社不断给中共制造障碍。政治部成立之初，贺衷寒曾在武汉暂住于时任武汉警察局局长的蔡孟坚家中。据蔡孟坚回忆，贺衷寒“终日与周恩来带到该部任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等明争暗斗，舌敝唇焦，难得片刻安宁，每晚深夜返我寓所，我总是称赞他的斗争精神”。郭沫若、阳翰笙等在回忆中也强调了第三厅工作所面临的来自国民党方面的阻力。

作为政治部的一个部门，第三厅日常工作的开展离不开部内其他部门的配合。在政治部初期的组织架构中，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为业务部门，事务性工作则由总务厅负责。根据政治部规程，总务厅执掌各级人事任免、考核、赏罚，预算、决算等财务事宜，以及交通、通讯、对外联络等各类后勤支援工作。如果没有总务厅的配合，第三厅不仅举办活动面临很大困难，连日常运行都会受到影响。中共注意到总务厅高层与众不同的党派背景，积极进行统战工作，确保第三厅工作的顺利开展。

政治部成立伊始，各部门就形成了明显的派系分野。主管军队政训及民众组训的第一厅和第二厅始终被复兴社牢牢控制，第三厅主要由中共掌握，总务厅等职能部门则是陈诚的势力范围。1939年2月，朱代杰接替赵志垚担任总务厅厅长，丘学训出任新增设的调查室主任，再加上长期担任总务厅副厅长的庄明远，这三人基本掌控了政治部的日常事务工作。他们不仅是陈诚在政治部的亲信，同时还具有另一层重要身份——第三党核心成员。第三党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由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于1930年创建。该党初创时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会”），被外界称为第三党，1935年11月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数名第三党核心成员汇集政治部，源于陈诚与该党高层领导人的特殊关系。第三党的创始人邓演达是陈诚的老长官，对陈诚有知遇之恩。正是因为邓演达的介绍，陈诚才得以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从而逐步得到蒋介石赏识。虽然陈诚与邓演达的政治观点不尽相同，但二人关系始终十分密切。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陈诚积极致电蒋介石争取对其宽大处理。邓演达被秘密处决后，陈诚大感愤恨与不平。他在家书中表示：“择生兄为革命而死，为中华民族而死，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又复何憾？惟壮志未酬身先死，不能不为革命前途、中华民族前途、世界弱者前途痛哭耳。”

蒋介石为此专门提醒陈诚：“黄琪翔与邓演达介绍到十八军工作人员，并与邓黄有关系者，望切实注意。”但陈诚不仅没有与第三党成员划清界限，还继续对这些人予以重用。曾积极参加第三党创建工作的庄明远就是邓演达介绍到陈诚第18军的工作人员之一。邓演达被捕后，庄明远仍在陈诚麾下工作，历任第18军秘书处处长、少将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等职。陈诚主政政治部期间，庄明远被委任为总务厅副厅长。

第三党的另一位高层领导人黄琪翔曾是陈诚在保定军校学习时的队长，尽管他多次公开反蒋，但陈诚仍与其保持联系。第三党创建时，黄琪翔被选入中央干事会并任军委会主任委员。1933年福建事变失败后，作为领导者的黄琪翔暂避德国，在德期间被推选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总书记。1936年年底，在陈诚的极力邀请和引荐下，黄琪翔回国并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将高级参谋。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黄琪翔参加淞沪会战，先后担任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右翼军副总司令。政治部成立时，黄琪翔与周恩来一同被任命为政治部副部长。

黄琪翔担任副部长对于政治部部内的统一战线具有积极意义。在政治部工作期间，黄琪翔“对恩来同志非常尊重，私人感情很好，他与任政治部设计委员的共产党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也都团结无间，工作上亦给予方便”。1938年7月，黄琪翔离开政治部调任军训部次长。虽然黄琪翔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介绍诸多第三党成员进入政治部担任要职，对该部人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中最关键的两个人是朱代杰和丘学训。朱代杰不仅是第三党成员，还与中共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于1925年加入中共，后在周恩来的推荐下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北伐时期，朱代杰还是周恩来所在的中共党小组组长。 1926年年底，朱代杰被中共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因与王明发生矛盾而于1930年回国且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抗战爆发后，已经加入第三党的朱代杰在黄琪翔的推荐下进入政治部担任设计委员，后得到陈诚赏识，于1939年2月担任总务厅厅长。丘学训同样经黄琪翔介绍进入政治部，后被陈诚提拔。北伐期间他也供职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参与临委会的创建和福建事变等工作。

政治部部内的第三党成员多数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参与军队政治工作，与郭沫若、阳翰笙等有直接共事的经历。北伐时期，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为该部副主任，总政治部的中层骨干大多成为第三党的重要成员。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邓演达又担任武汉行营主任，总政治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郭沫若负责。朱代杰、庄明远、丘学训等当时皆供职于总政治部，直接受郭沫若领导。这些历史渊源无疑为第三党成员在政治部与中共的再次合作奠定了基础。在国共关系日趋紧张的1943年，阳翰笙仍在日记中记述他与好友朱代杰“久别重逢，畅谈至快”，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先前在军委会政治部共事时，彼此间应更多是合作而非冲突。

中共与第三党在抗战期间结成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也意味着身为第三党高层的庄明远、朱代杰等在政治部工作中会倾向于同第三厅合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十分注重对第三党的统战工作。1937年8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并借助这一机会与社会各界广泛联络。在这期间，中共代表与黄琪翔多次来往，就党派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交换意见。黄琪翔的妻子郭秀仪回忆：“琪翔受到周恩来同志等的很大鼓励，他完全同意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提出的抗日救亡主张，表示愿为此尽到自己的责任。”在武汉期间，章伯钧、彭泽湘等第三党领导人同周恩来、王明分别代表两党举行会谈，一致同意加强两党的密切合作，共同战斗。

1938年3月，第三党在汉口召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受邀与会。会议通过《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全国上下，不分党派，无间朝野，为民族利益计，为自身及子孙计，都应该牺牲其特殊利益，财产生命，一致团结，共同向战胜暴日的一个目标前进”。 会议还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庄明远、朱代杰均进入由25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

国民党内反对党派合作的势力一直对第三党在政治部中的活动十分不满。负责情报工作的军统曾向蒋介石报告：“第三党重要分子潜入政治部后，于是大肆活动，由朱代杰、丘学训、庄明远等向陈诚包围，对本党党员及军校生予以排挤。最近该党曾请由陈诚代呈委座备忘录一件，其用意在得委座之暗允而公开在各机关延伸其势力。”

复兴社对第三党的敌意，也反映出中共在政治部对第三党成员统战工作的成效。1940年3月，贺衷寒在一份呈交蒋介石的报告中大谈政治部部内的异党活动，“各党派利用政治部之机关及名义发展其组织，掩护其活动；一切机密不能保守，随时影响军国大计”。贺衷寒的报告并不完全针对中共，而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第三党。在报告的最后，贺衷寒点名郭沫若、朱代杰、庄明远、丘学训四人必须尽快予以调换。将朱代杰等与郭沫若并列提及，说明贺衷寒认为政治部总务系统与第三厅之间关系密切。

综上，无论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党际关系来看，第三党成员控制下的政治部总务、经理各厅、处都没有强烈的反共色彩，并有与中共合作的意向。周恩来对政治部部内的各种势力作出敏锐的政治判断，联合一切进步力量巩固统一战线，使中共在军委会政治部部内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三、中共党员在政治部的作用

在以军委会统领全国军民作战的战时体制下，政治部在全国党、政、军体系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借助这一重要平台，中共不仅能够依托政治部的业务职能对国民党的宣传体系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还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在政治部的官方身份开展统战工作。

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有意将宣传工作纳入军委会的管理体系。在1937年9月的国民政府机构改组中，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训练、宣传三部被划归军委会第六部。年底第二次改组时，军委会重新专司军事，应陈立夫的要求，组织、训练、宣传三部回归中央党部，但陈诚仍主张政治部继续保留相关职权。经过各方博弈，国防最高会议决定：“组织宣传民众训练三部回隶中央后，关于民众组织训练及宣传所定之方针依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决议第二项之规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授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交政治部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与政治部协同工作，代理部长周佛海因此经常就宣传事务与陈诚进行沟通。

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后，作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及第9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军务渐忙，很多宣传工作便由周恩来和郭沫若代表政治部负责。借此机会，周恩来与郭沫若得以定期参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相关会议，对国民党宣传方针的制定施加直接影响。10月，日军逼近武汉，国民党政府各军政部门陆续撤离，出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周宣传会议的人数越来越少。不过，周恩来、郭沫若等坚持尽量参会，直至10月21日在武汉的最后一次会议，此时距武汉沦陷已不足一周。

在周恩来等的努力下，“统一战线”“持久战”“敌后作战”等重要抗战理念通过国民党的宣传系统得到广泛传播。1938年10月日军进犯广州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奉蒋介石之命起草宣传应对方针，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周佛海、副部长董显光会同周恩来、郭沫若共同负责。1939年5月，周恩来应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邀请，发表题为《二期抗战的重心》的广播讲话。在讲话中，周恩来开宗明义地指出，“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而“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任务是建立游击根据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与此同时，以无党派人士作为公开身份的郭沫若也多次受命直接为蒋介石起草宣传材料，如《告敌国民众书》《八一三周年纪念告沦陷区域民众》等重要文稿。

作为军委会内主管宣传的部门，第三厅的职权包括为党、政、军各级单位提供宣传工作的指导及相关材料。中共充分认识到这一职权的重要作用，在相关人事安排上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策略。第三厅下辖第五、第六、第七处，分别负责言论宣传、艺术宣传和对敌宣传，其中第五处主要承担各类宣传纲领及材料的草拟，格外受到中共重视。在武汉时期，第五处包括处长胡愈之在内共有14名中共党员，占第三厅内中共党员总数的近一半。1939年政治部改组时，第五处改编为第一科，中共仍将大部分力量集中于此，确保占据优势地位。

由于第三厅的中共及无党派背景，很多国民党机关并不配合其工作，中共对此也有应对策略。第三厅拟定的指示和材料多是以军委会政治部乃至多个部门联名的形式下发。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减少下级部门因党派因素对第三厅产生的抵触心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指令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为向前线将士报道战讯、时事及抗战言论，第三厅编印《前敌周报》和《士兵周报》，分别供前线军官和士兵阅读。这两份周报的编辑和校对实际上由第三厅第五处负责，但名义上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外交部情报司、航空委员会、军委会军令部和政治部共同负责。政治部和中央宣传部每周两次联名发电，向各战区司令长官报告关于军事、政治、敌情及国际形势的重要消息。这些文件中的军事消息由军令部提供，其余内容都是由政治部第三厅草拟。通过这些指导及宣传材料，中共得以利用国民党的宣传体系，潜移默化地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传播至国民党各级机构。

这一策略在大型群众活动的组织中也得到了运用。第三厅在开展相关工作时采取“办而不包”的态度，即邀请国民党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共同筹备，但具体工作基本由第三厅负责。在武汉举办扩大宣传周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汉口市党部、汉口市政府、卫戍司令部都被列入主办单位。这些机构往往“只出名不出力”，并不提供相应的人力物力支持，郭沫若将他们称为“老爷”。但有了这些机构的“名”，再加上军委会政治部本身的地位，国民党的很多党政机关即便再不愿意配合第三厅的工作，也不敢公然施行破坏活动。周恩来曾对阳翰笙说：“现在武汉搞宣传不是有人捣乱吗？那个时候他再捣乱，就可以宣布他是汉奸，把他抓起来。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意义就在这里。”

在基层和地方，军委会政治部的名号更能为开展工作提供有效保障。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本是由国共两党共同编辑，但很快就转变为由中共领导。为了应对国民党方面的干扰，郭沫若为该报争取到政治部的津贴。《救亡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所津贴的报纸，对地方党部的麻烦也就是一副挡箭牌了”。以政治部第三厅的名义，中共组织各类文化宣传团体进行公开合法的活动。正如周恩来所说：“拿着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去，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民众，也可以宣传士兵。”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抗敌演剧第三队时也表示：“你们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做共产党的事情，多好啊！别人想去还没有你们这么方便。”

政治部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为中共与社会各界的联络搭建了平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中共再次用公开合法身份同社会各界接触。1937年年底，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周恩来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长江局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是联系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不断扩大和充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经过十年内战的隔绝，许多人不愿与八路军办事处或中共代表团直接接触。虽然此时中共代表团成员可以公开合法活动，但以这一身份联络社会各界难免受限，周恩来等在军委会政治部的职务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绝佳的帮助。

作为政治部中将副部长，周恩来可以参加大量社会活动，与各界人士进行直接交流。1938年7月，第三厅组织盛大的“七七献金运动”。活动期间，周恩来、陈诚、黄琪翔、周佛海和武汉市市长吴国桢联名宴请武汉银行界和商界领袖。7日，周恩来参加抗战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追悼大会，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以及周佛海等共同致祭辞。诸如此类的活动为周恩来等与社会各界人士建立联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中共借此机会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中共的社会影响力。

中共历来重视与中外记者的互动与联系。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尽管已有包括埃德加·斯诺和范长江在内的部分记者到访延安并对中共进行报道，但中共与记者的接触总体上仍较为有限。全民族抗战初期，政治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为周恩来等与中外记者的广泛接触提供了重要平台。在武汉期间，除了政治部时常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外，第三厅每周都要召集在当地的中外记者，报告军事、政治及其他重要事项，“指示并讨论一周宣传方针与方法，藉谋抗战期间言论之一致”。

周恩来尤其重视通过这些途径与记者建立联系。美国外交官约翰·佩顿·戴维斯回忆：“周深谙保持公共关系的重要性，他使自己易于为外国人、特别是记者接近。即使在他头发剪得很短、身着一套长得难以形容的军装的情况下，仍然显得风度翩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由此，中共利用政治部的名义，通过中外媒体广泛传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并与部分记者建立了更加深入的关系。时任美国联合社记者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表示：“我作为记者，通过这个渠道（第三厅——笔者注），并通过他们从周恩来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爱泼斯坦在抗战期间与中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也为周恩来在政治部以外的活动提供了便利。1939年年初，为解决新四军和浙江党组织所面临的问题，身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前往皖南和浙江。沿途各地的国民党军政部门对于周恩来的到来不敢怠慢与阻挠。在浙江金华，周恩来受到地方军政当局的隆重接待。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回忆，周恩来“当时也算是中央的一个大员，我为尽地主之谊，自然要加以招待”。借此机会，周恩来积极进行对黄绍竑等的统战工作，“不放过一切机会同黄绍竑商谈团结抗战和如何治理好浙江省政的问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关系逐渐恶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溶共”“防共”和“限共”方针，并于会后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政治部部内的党派合作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1940年3月，蒋介石指示陈诚：“对各党派只可罗致收容其个人，决不许有政治组织关系之人员参加政治部；除由中央指定人员以外，无论上、下级干部人员必须入党，决不许另有组织作用。”为落实这一要求，陈诚拟定人事调整方案，并表示“现在情形与抗战开始时不同，盖当时须容纳各党各派人员，现在须力求统一一致，故各级人员应以军校学生、本党党员以及确与革命有关者任之”。

8月，陈诚获准辞去政治部部长一职，专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及湖北省政府主席，朱代杰、庄明远、丘学训等亦辞职随其离去。军委会借机对政治部进行大幅度人事调整，其中包括免去周恩来和郭沫若在政治部的职务。为继续利用郭沫若的影响力，国民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尽管该委员会仍隶属政治部，但其职能仅限于国际问题研究、文艺研究和对敌宣传，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咨询机构。原在第三厅任职的许多中共党员和无党派人士也被调入该会，或选择辞职离开。至此，中共在军委会政治部的工作基本结束。

结  语

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论统一战线》中总结认为：“敌人营垒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这一论断揭示了国民党内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和中共应当采取的策略。全民族抗战初期，正是因为很好地践行了这一方针，周恩来等才得以利用军委会政治部这一平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中共影响力的扩大。

军委会政治部内部情况错综复杂，并非简单的国共对立可以概括。周恩来等中共党员在这一复杂环境中能够有效开展工作，离不开对党派和派系关系的深入洞察以及灵活的应对。通过发展与陈诚和第三党相对友好的关系，并利用他们与复兴社的矛盾，中共最大程度地在政治部部内建立了统一战线。陈诚对党派合作态度相对积极，又热衷广交社会名流以提高自身声望。中共抓住这一特点，积极加强对陈诚的统战工作。复兴社是政治部最坚决的反共势力，中共在工作中与其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而复兴社与陈诚的激烈矛盾也为中共提供了更多应对空间。由于陈诚与邓演达的特殊关系，第三党成员在政治部中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中共凭借与第三党成员的历史联系，以及抗战之后两党逐步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尽力争取政治部各职能部门对第三厅工作的配合。

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依托政治部在宣传领域的较高职权，中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民党的整个宣传系统。中共不仅通过第三厅对各级党、政、军机构提供宣传材料和指导，还参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相关大政方针的制定和重要宣传材料的起草。周恩来等在政治部的高级职务，使中共与国民党各级军政部门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直接互动更加方便，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支持。刚刚走出“山区”的中国共产党，迅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信任，进一步扩大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力。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本文作者：金之夏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