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季邑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从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至同年8月9日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此期间，邓演达“极愿”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反对蒋介石，拟组织黄埔军校、保定军校等军校出身的军人从城市“起兵倒蒋”，同时设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能从农村向城镇的“蒋军”发起进攻。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至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捕，在此期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着中共中央，所以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党外推行“关门主义”，拒绝与邓演达联合，邓演达只得自行组织反蒋力量，并有过“反共”言论，但主要是反蒋；至于其“反共”言论，有时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盲动”错误，有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面进行指责，此时邓演达不像此前那样强烈向往联合，但亦未放弃联共反蒋的愿望，并将此愿望寄托在中共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身上。从被捕至1931年11月29日牺牲，在此期间，邓演达仍然愿意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联共反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日寇入侵竟然实行不抵抗政策，邓演达因而更想联共以反蒋抗日救亡，并将联共由愿望变成了切实的任务，要求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现应联共“共赴国难”。邓演达回国后联共思想的这些变化显示其联共思想既日益丰富又越发切合社会现实，说明他始终不忘联共之心，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比较明智的民主主义者。当然，邓演达的联共思想亦有不足之处，今人不能苛求于前人。

关键词：邓演达；1930年归国后；联共；思想；变化

一、“极愿”在独立自主基础上联共

二、将联共愿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三、联共愿望终成切实任务

四、结 语

       自1930年5月从国外归来，至1931年11月29日英勇就义，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农工民主党主要创始人、卓越的民主主义革命家邓演达始终希望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在这一年半时间中，其联共思想在不断发生变化。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尚无专门研究这些具体变化的论文，本文就此略作探讨。

       从1930年5月秘密回到上海至同年8月9日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以下简称“临时行动委员会”），这三个月间，邓演达“极愿”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联共反蒋^[1]。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宋庆龄先后于同年8月中旬、9月上旬到达苏联莫斯科，他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寻求苏联继续支持中国国民革命事业。起初，共产国际和苏联是支持他们的，因此，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能够于11月1日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成功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但邓演达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和随之而来的决策有很大改变。共产国际认为，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中国国民革命，由于国内资产阶级叛变，现已结束；今后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直接采取行动、武装夺取政权，中国无产阶级不必再与其他革命阶级进行联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这些思想与邓演达的革命主张完全不同，邓演达不得不离开苏联，转赴德国等地，继续探索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2]。与此同时，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发表后，对汇集在上海的谭平山等人筹组“新党”活动影响很大。谭平山等人受到了很大鼓舞，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草拟党纲和党章，陆续在国内一些省市进行活动，但中华革命党始终未正式建立。1930年春，革命党内部分裂为两派，分别以谭平山、章伯钧为首。为解决内部矛盾和重整组织，章伯钧等人劝谭平山“短暂休息”，力促国外的邓演达早日归国主持“党务”^[3]；邓演达当时亦有此想法。在此背景下，邓演达回到国内。

       时年35岁的邓演达归国后满怀革命豪情，决定“大干特干”^[4]，重整组织。谭平山顾全大局，离开主要领导岗位。在邓演达的主持下，中华革命党逐渐改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从归国到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在此期间，邓演达将中国共产党当作“友党”，“极愿”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行联合，共同反蒋。1944年3月，周恩来撰文回忆，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5]。此外，据邓演达的密友季方回忆，邓演达回国后在上海与同志们商讨和交换意见时曾说，“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阶级的联合战线上，固亦极愿与之作友党的联合，但在政策及主张上则保持独立的立场”^[6]322。据邓演达的密友章伯钧回忆，邓演达回国后，主张与中共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7]29。杨虎城派往上海联系邓演达的代表连瑞琦后来同样回忆说，邓演达在上海曾告诉他“我回国后到上海，曾约共产党负责人来谈判合作”^[8]。总之，种种史料说明，从归国至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在此期间，邓演达“极愿”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联共反蒋。

       上述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首先，邓演达希望通过中国共产党来发动工农组织。早在国民大革命时期，邓演达就已清醒认识到：工农是中国社会的下层成分并在全国民众中占多数；只有“工农联合起来”，才能推翻国内封建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完成中国国民革命^[9]103。但改组前的中国国民党在工农中并没有组织基础，因而“不能不依靠中共领导的工农组织”，这是邓演达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坚决拥护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基本原因^[10]94。归国后，邓演达要想复兴和完成中国革命，必然要再次依靠工农组织，所以他强烈希望联共，通过中国共产党来团结这些组织。其次，邓演达归国后，想“集中一切革命的力量”来“倒蒋”，自然包括要联合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准备与恶势力奋斗”^[1]。再次，晚年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而其逝世后邓演达自称为“忠实的（孙）中山主义的信徒”，始终主张要高举晚年孙中山的革命旗帜；而且，在邓演达归国前夕，宋庆龄和何香凝分别与其“聚会”“晤面”，商讨归国后的革命方针^[11-12]。宋庆龄和何香凝这两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须坚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这一切均有助于邓演达回国后极其希望联共。最后，此时的邓演达尚不知道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此决议案明确指出，谭平山等人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等党派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工具”，“对于这些党派，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揭露这些党派在群众性反帝运动实践中充当发号施令阶级代理人的行径”^[13]。此后，中共中央一直照搬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但邓演达归国之初对此并不知情，所以他归国后“极愿”与中国共产党“作友党的联合”。

       那么，如何与中国共产党“作友党的联合”呢？这一时期，正值中原大战前期，蒋介石在大战中尚处于劣势，而反蒋联军（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军阀）处于攻势，这对于邓演达实施“武力倒蒋”计划有利。邓演达迫切希望在此有利的背景下联共，计划在长江流域和两广地区“起兵反蒋”，其设想大致是：（一）组织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简称黄埔军校）、广东陆军小学堂、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简称保定军校）等军校出身的军人“起兵”。一方面，邓演达“首先是运用自己在黄埔军校时期的威望，组织黄埔出身的军人，拉垮蒋的嫡系部队”。具体来说，就是利用1929年11月中国国民党左派在上海业已成立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来联络以前的黄埔军人。该会在北平和武汉等地均设有分会^[6]314，当时该会的会员人数及受该会影响的黄埔学生已达5000余人。另一方面，邓演达联络广东陆军小学堂等军校出身的军人^[6]314。（二）极想联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来“共同倒蒋”。邓演达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就已“博得中国广大民众的同情”，现“在湘鄂赣三省及其他僻远地区”等农村地区进行武装斗争，成功开辟了一批根据地，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民众中建立了相当的基础，在社会上颇有声势^[9]268-269。而且，1930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立三提出并推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邓演达认为，在当前军阀混战和社会民众普遍反蒋的形势下，如果临时行动委员会能成功联合坚决反蒋的中国共产党，让力量强大的红军从农村向城镇的蒋军发起进攻，两者遥相呼应，那么就能很快打倒蒋介石，这是复兴和完成中国革命的第一步。

       邓演达的上述联共反蒋设想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人民勇于进行武装斗争、敢于反抗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悲惨命运的美好愿望。邓演达的这一设想是其国民大革命时期与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思想与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并为他从归国后至牺牲前始终希望联共反蒋提供了思想基础。但是，这一设想忽视了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对当时中共中央造成的消极影响，对反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亦认识不足。不过，瑕不掩瑜。面对当时蒋介石的反动行径，邓演达回国后胸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反蒋的豪情万丈，并竭力团结中国共产党等一切革命力量，这些都是颇值得称赞的。

       从1930年8月9日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至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捕，这一年间，中国共产党拒绝联合，所以邓演达只得自行组织反蒋力量，但并未放弃联共反蒋的愿望，还将此愿望寄托在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仅比自己大两岁的毛泽东身上。

       此时，中共中央照搬共产国际提出的对一些党派要“进行坚决的斗争”等指示，将邓演达及其党派看成“统治阶级的奸细”，“指斥”他们在全国反帝民众运动中“犹豫动摇和妥协”^[14]。因此，对党外推行“关门主义”的中共中央拒绝了邓演达联共反蒋的主张。

       未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反蒋统一战线，邓演达并未气馁。他只得自行组织反蒋力量以复兴中国革命。1930年8月9日，在他的主持下，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他在阐述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时指出，“要努力去打倒”蒋介石这些“叛徒们”，“恢复中断的中国革命”，使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具体化”，即“要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9]241。可见，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纲领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换言之，从理论上讲，临时行动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统一战线是有可能的。然而，作为民主主义者，邓演达同时又说，临时行动委员会要与中国共产党划分界限，坚决“对中国共产党抗争”^[9]269。对此现象，“时论说他七分反蒋，三分反共”^[15]，“抨击蒋中正、汪精卫，连带指斥共产党”^[16]。不过，邓演达虽有“反共”言论，但有时强调不是反对“它的最后目的”，“而是它的盲动”^[9]379。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盲动”确实存在，所以邓演达“反对”其“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邓演达有时夸大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和失误，指责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共产国际的工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行动不适合中国民众的要求，等等^[17]，这些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建立中央组织后，还在一些地方建立分支机构或者指派负责人，计划“起兵倒蒋”。在此期间，邓演达像刚回国时那三个月一样，依然继续团结黄埔军校、广东陆军小学堂、保定军校等军校出身的军人，在长江流域、两广地区等蒋介石控制的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但由于失去了中国共产党的联合，他只得自行加大“倒蒋”力度：一方面专函催其在黄埔军校时的同事严重来上海谈反蒋问题，严重最终同意参加临时行动委员会；另一方面派遣多名成员去黄埔军校一期生、蒋军第十一师旅长萧乾的部队做军事、政治和经济工作，因为萧乾一直拥护邓演达的政治主张^[6]315。此外，邓演达还派人去西北，计划建立反蒋军队；并亲赴东北，意图策划东北军反蒋，甚至建立了军事委员会以加强领导各地的起义^[6]315-316。

       不过，在自行组织反蒋力量的过程中，邓演达内心深处还是想联共反蒋，只是此时的现实条件还不太成熟。他从中共中央拒绝与其联合中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上风的时候”，“统一战线是不能实现的”，“只好待推翻蒋政权以后再谈”。尤其是，邓演达期待将来毛泽东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他说，“将来毛泽东一派领导”，统一战线是“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将来，平民革命者“有了政权”，“而且这政权是反帝反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向平民政权提供“帮助”^[8]。事实上，十一年后（即1941年），毛泽东在其《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就曾谈到，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的革命党派始终反蒋却被当时中共中央看成“最危险的东西”，邓演达就是在这时（指九一八事变后）被蒋介石杀害了的。这样一个革命的党派，中共临时中央却认为它比蒋介石更坏，将其看成“最危险的东西”，而采取了打倒的策略^[18]。1944年3月，周恩来亦明确承认，中国共产党当时拒绝了邓演达提出的合作反蒋，“这是不对的”，当时“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5]。

       正因为将联共反蒋的愿望寄托在中共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身上，所以邓演达在计划“起兵反蒋”时预料可能会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部队发生摩擦，为此特地设想：在“起兵”过程中，如果碰到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部队，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武装部队就要“让路”，“万一冲突，决不伤人”^[8]。他认为，这可为将来联共创造有利条件。当时，杨虎城在西北准备训练十万精兵，要公开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讨蒋，“与江西的工农红军南北呼应”。邓演达对杨虎城的这套武装反蒋计划“基本上同意”^[8]。

       此外，邓演达还设想在进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能赢得适当时机”与农村山区里的红军“作政治谈判”，“合作”反蒋，相互配合，“夺取政权”^[6]319。由于都反对共同的敌人蒋介石，邓演达有时鼓励其部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30年8月，邓演达派遣曾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的黄雍到武汉，并当面给予明确指示，要黄雍尽可能协助和配合中共中央派到武汉策划两湖地区军事暴动的蔡升熙开展工作^[19]。要知道，当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宣言》，说邓演达领导的党派是愚弄工农群众的骗子和破坏工人斗争的法西斯。邓演达对此并不计较，仍要其部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是极其难得的。

       邓演达甚至设想：如果城市“起兵反蒋”计划失败，“则拉队伍上山，进行武装斗争”，“上山之后还可能与共产党重新合作”。他说：“虽然难免会有条件上的困难，终究是可以寻求谅解的。因为要完成中国革命必须打倒蒋政权，摧毁封建制度，驱逐帝国主义，消灭买办资本，这些同共产党都无问题。至于解决农民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虽然方法上有些不同，大体方向则相似。分歧在领导权的问题上，到那时也是会解决的。”^[6]319

       值得一提的是，邓演达被捕前一个月（即1931年7月），他计划重点在江西“起兵”，因为驻守此处的蒋军将领有第十八军军长陈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陈铭枢，这两人早年均毕业于保定军校，都与邓演达有着交情或友情，所以邓演达想利用他们在“起兵倒蒋”中发挥作用。在邓演达的主持下，临时行动委员会开会讨论江西“起兵”后如何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共同倒蒋等问题。会上有人认为，应先打开江西局面，再与中国共产党谈判；也有人认为应先谈判，再打开江西局面。后来，邓演达决定让陈公沛与中共负责人周恩来谈判，但最后“没有获致两党具体联系计划”^[7]30。

       还值得一提的是，邓演达被捕前夕，中共党内有开明人士提醒临时行动委员会“要警惕”蒋介石逮捕邓演达。但邓演达认为，“蒋不敢捉他并说蒋不敢轻易杀人”^[7]32。事实证明，邓演达还是低估了蒋介石的暴戾。因邓演达的被捕，他的美好设想都夭折了。

       总之，1930年8月至1931年8月，邓演达未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反蒋统一战线，联共的愿望受到了一些挫折后有所“降温”，但他并未放弃此愿望。邓演达的密友罗伯先说，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作为“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还是“愿意在一定条件下”（即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20]。正因如此，邓演达设想在进行武装斗争时要与红军“作政治谈判”，城市起兵失败后就“上山”，“可能与共产党重新合作”。在此期间，邓演达正确地认识到，中共党内既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路线，亦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他相信这条正确路线将来会在中共中央占据领导地位，届时统一战线有可能实现。邓演达这一重要的远见后来被历史所证实。

       从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捕至同年11月29日牺牲，这三个多月间，邓演达仍然认为自己“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上）”^[21]，继续愿意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联共反蒋；其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敌当前，蒋介石对日寇侵华却实行不抵抗政策，所以邓演达比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更期望联共以实现反蒋抗日救亡的目的，并将联共由愿望上升为切实的革命任务。

       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出卖，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租界当局逮捕，1931年8月21日被转押至南京。在此前后，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南京监狱，邓演达始终对与他一同被捕的同志们表示，决不向“草头”（即蒋介石）投降，决不抛弃自己既有的政治主张^[6]346（其中包括要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6]360），愿意继续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反蒋。

       一个月后，日本关东军在辽宁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但蒋介石竟然一直不抵抗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在南京监狱中的邓演达非常气愤地说，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仅要反对而且要推翻蒋政权^[9]424；要“抗日救国”，就必须先“倒蒋”^[22]233。这在当时显然是极其合理和可取并且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成员根据狱中邓演达倒蒋抗日的思想，于11月12日颁布了《对时局宣传大纲》，谴责蒋介石“勇于内战而怯于外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明确提出“倒蒋抗日”的口号和十条“倒蒋抗日”的纲领。北平、广东等地的组织还响应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的号召，积极进行反蒋抗日宣传。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23]。

       但是，“抗日救国”还必须联合中国共产党等一切爱国的政党。邓演达在南京监狱中严厉驳斥蒋介石所谓的“（先）削平内乱，然后从事建设，再行抗日”和“攘外必先安内”等论调，他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当时，为了拉拢邓演达，蒋介石竟然提出要任命他为“剿匪”副总司令。邓演达对此严词指斥，他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10]141

       有鉴于亡国的惨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等爱国政党都积极举起抗日的旗帜，邓演达进而明确提出临时行动委员会“应与各党合作，共赴国难，发动群众，对日宣战”^[10]140，尤其是应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天后，面对中国东北沦陷和民族危亡，中共临时中央就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迅速正式发表宣言，响亮地喊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抗日口号，同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战斗号召：“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中共临时中央还立即采取行动，于同日提出当前的紧急任务主要是“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值得一提的是，此时邓演达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相当革命的意义”，其力量在不断“扩大”，所以他认为自己的临时行动委员会更应与中国共产党在“反日反蒋”这一“共同目标”下形成“联合战线”^[22]234。国难当头时，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所以邓演达比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更加期待联共以反蒋抗日救亡，这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此时全国的爱国党派都渴望救亡图存的美好愿望。当然，邓演达深知联共仍不容易，因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王明依然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对临时行动委员会的认识也依然没有改变，继续实行“关门主义”。但聪明的邓演达善于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鉴于九一八事变“愈见扩大”，“时局更加紧张”，“民众运动已经勃发”^[9]543，所以，他明确指示临时行动委员应联共“共赴国难，发动群众，对日宣战”。此时，他终于将联共由愿望上升为切实的革命任务。

       显然，在狱中的三个多月间，邓演达继承和发展了国民大革命时期孙中山的联共思想与政策，决不与蒋介石合作反对中国共产党，而继续主张联共反蒋，并在九一八事变后及时抓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顺应国内形势的要求，更加期望联共以反蒋抗日救亡，并将联共由愿望转变为切实的任务。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也为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以上对1930年归国后邓演达联共思想的变化略作梳理，现简要归纳如下：

       （1）从回国至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期间，邓演达不知共产国际已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对他们作坚决斗争，所以他归国后反蒋豪情万丈，决定“大干特干”，“极愿”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联共，在长江流域和两广“起兵反蒋”。其间，组织黄埔、保定等军校出身的军人从城市“起兵倒蒋”，同时设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能从农村向城镇的蒋军发起进攻。

       （2）从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至邓演达被捕期间，“左”倾错误统治着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拒绝与邓演达联合，邓演达只得自行组织反蒋力量，虽有过所谓的“反共”言论，但主要是反蒋；其“反共”言论，有时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盲动”错误，有时是对中共的正确方面进行指责（这点当然是极其错误的）。尽管不像此前那样强烈期待合作，但他亦未放弃联共反蒋的愿望，并将此愿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设想今后在进行武装斗争时与红军“作政治谈判”，城市起兵失败后就“上山”，“可能与共产党重新合作”。

       （3）从被捕至牺牲期间，邓演达继续愿意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联共反蒋，其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日寇入侵不予抵抗，所以邓演达更期望联共以反蒋抗日救国，并将联共由愿望上升为切实的任务，要求临时行动委员应联共“共赴国难”，“对日作战”。

       从中可见：1930年归国后，邓演达一直不忘以前的联共之心，而并非如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说——这次回国后，邓演达想与中共合作，遭到拒绝后，他就一直批评和指责中共及其实行的政策，放弃了先前的联共反蒋之心。因此，我们可以说，邓演达始终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比较明智的民主主义者。1981年7月1日，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邓演达称为“一贯支持我们党的党外亲密战友”^[24]。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1930年归国后，邓演达设想“起兵倒蒋”（甚至在此方面有所行动），力图复兴和完成国民大革命，此革命“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25-26]。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将此革命发展为平民革命——基本上依然是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以建立农工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为以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扫清道路^[27]。而作为平民革命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邓演达的联共思想在归国后不断变化，这是其联共思想日益丰富并越来越切合社会现实的过程。邓演达的联共思想鼓舞着当时和以后的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同志们在蒋介石高压政策下逐步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即使在经历挫折和失败之后，仍能朝着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正确方向前进，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过了一条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精神影响方面，邓演达联共思想还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宝贵积淀。

       当然，邓演达的联共思想亦有不足之处，如否认无产阶级（通过其政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错误地认为临时行动委员会要在中国民主革命包括联共反蒋的武装斗争中居于领导地位^[9]208，等等。对于邓演达的不足，我们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分析，给予理解，而不能苛求于前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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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8.

[2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7.

[2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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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N].人民日报，1956-11-12（1）.